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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级中学正垄断大学入学资源农村学生难

发布时间:2019-01-31 04:22:20

超级中学正垄断大学入学资源 农村学生难上名校

漫画:李晓宜  又是一年高考后,高校的录取情况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。但近年来,各省“超级中学”崛起、高校中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重下降、省区间入学机会差异等问题不断出现,让人们不得不深思:我们应该给那些不同出身、不同背景的学生们一个怎样的“高校梦”和“中国梦”?  省级“超级中学”崛起  “我们班有 11个同学拿到了北大清华的自招加分,全省文科也只有20个。”毕业于陕西某省级重点中学的小航说,他本人也顺利通过了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,现在是清华的大一学生。  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,来自湖北一所县级中学的小洲,没有通过北大的自主招生,是“裸考”到清华的。他经常看到那些来自省重点中学的同学们举办规模浩大的校友聚餐,他感到有些形单影只,因为他的母校已经好多年无人考入清华北大了。  高考成绩十分,高分学生集中且考入名校人数较多,这些重点中学中的“重点”可以称之为“超级中学”。在不少省份,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一半都被少数几所高中占据,名校竞争呈现明显的“超级中学支配格局”。  “超级中学”大多集中于省会或大城市,其生源的一部分来自本市,另一部分从周边地区吸引而来。这类中学数量不多,却几乎垄断该地区的生源和教师,加之拥有较多的经费和政策支持,高考成绩连年优异,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。  以陕西省为例,陕西目前有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中学两所“超级中学”,均位于省会西安。2008至2010年,西工大附中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,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2.4%、39.6%、36.1%;高新一中分别为20.2%、22.5%、26.1%。去年两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,合计占全省名额的62.2%。在过去7年产生的15位文理科状元中,也有11位出自这两所学校。  近些年的自主招生和保送制度使高校选拔制度更加多元,但由于中学声誉和往届生源质量等因素,高校的推荐名额往往由“超级中学”占据。比如,去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.9%、保送名额的97.3%,都被西安的“五大名校”(即西工大附中、高新一中、西安铁一中、西安交通大学附中、陕西师范大学附中——编者注)垄断,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。  来自“超级中学”的小航说,高考名师的指点、同学间的互促、内部资源的共享,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。“超级中学”通常有较丰富的课外活动,学生的综合素质高,能很快适应大学生活。普通中学由于条件限制和升学压力,很少有机会去搞“英语辩论”、“艺术节”等活动。小洲回忆:“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、每周只有半天休息,学校生活比较单调,同学们要上好大学唯有靠加倍的刻苦努力。”  “超级中学”的优势还体现在信息上。高考结束后,小航所在的“超级中学”吸引了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上交、人大、南大、南开、浙大等众多高校前来召开咨询会。某所着名大学只能占据他们教学楼的一个拐角,而这所高校也到过小洲母校宣传,却是名头的高校。“超级中学”的咨询会上,各高校以现场签约承诺录取的方式吸引高分考生。普通中学的考生则难以享受这样的待遇,往往不得不跑到“超级中学”“蹭场”,以获取录取信息。  从全国范围看,与东部相比,中西部教育资源集中程度更高。以2010年各省考入清华大学人数多的两所中学为例,计算两校占本省清华录取名额的比重,西部的新疆、陕西、宁夏、青海分别占43.2%、59.6%、55.6%、59.1%,而东部的浙江、山东、江苏、广东分别只占19.3%、9.0%、17.0%、15.3%。这说明在西部“超级”二字更加名副其实,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部地区经济发达、教育资源丰富,而西部地区教育欠发达,从而导致教育资源更为集中。  那些因素使名校中的农村生源不断下降  温家宝总理曾说:“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,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%,甚至还要高,现在不同了,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。”  学者王莉华的《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》一文显示,1992年、1995年和1999年清华大学本科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分别是18.3%、20.1%和19.0%,始终徘徊在20%左右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则分别是22.3%、20.9%和16.3%,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。如今国内高校学生中的城乡比例到底如何?  由于官方统计资料不便获得,我们采取了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。以2010年入学的清华新生为研究对象,通过统计2010级学生的人数,大致以1/6的比例发放调查问卷。统计结果显示,表示自己户籍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仅为17.0%。而同年全国高考考生中,农村生源的比例高达62%。  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城市化的发展,有相当多的农村户籍学生,已经进入城市生活、学习并参加高考。若单纯计算农村地区的学生,在大学中所占比例会更低。  城乡差距首先体现在中学的教育环境上。2008年,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,7526所位于县镇,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。农村学校的硬件、师资、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。近年来,自主招生、特长生、保送生等制度拓宽了高校选拔渠道,农村考生却难以从中“分一杯羹”,因为农村学生获得艺术、体育、奥赛等“补偿教育”的机会不多,自招试题的城市化特色和高昂的考试成本,也让很多农村家庭的学生望而却步。  城乡家庭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,也加剧了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趋势。2008年,我国城市人均年收入是农村的2.55倍,城乡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显着差距,意味着教育投入上的差距。尽管高校资助贫困生的力度不断加大,清华大学等名校都做出“不让一个勤奋有志向的学生因贫困而辍学”的承诺,但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不断增加的教育开支,无疑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。  社会学研究表明,家长的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。清华大学大一学生小陈的母亲是一名教师。能考入清华,小陈认为母亲功不可没:“中考后,她坚决支持我到省会上重点高中。她说现在的花费、不便都是次要的,关键是进入的高中。我高三时,她会通过书店和络搜集复习资料、了解招生信息。妈妈还一直帮我排解压力,让我在高三也能保持轻松心态。而我的一名初中同学,她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,虽然也很想帮女儿,但她能给女儿提供的,只是顿顿做好吃的。那位同学高三压力很大,却只能跟我交流解压,而这本来应该是家长要做的事。”  我们在贵州支教时发现,那里的孩子对未来怀抱美丽的梦想,他们希望成为律师、、科学家。但他们将来也许会面临上好大学更加困难的现实。让人振奋的是,清华大学今年首次在新疆、甘肃等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自主招生的B计划,在申请条件、考试费用、评价体系上给予农村学生支持,更加重视他们的成长经历、心态志向和学习能力。我们希望,今后类似的举措能够在更广、更深的层面上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。  入学名校的省际机会差异显着  “我们河南今年有85.5万考生,考入名校的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”小陈感叹。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名额以及考生入学机会的巨大差异,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问题。  在我国,全国招生的高校在各省都有大致固定的招生名额。由于各省教育水平、考生人数、录取名额不同,考生客观上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存在显着的差异。我们提出了各省“入学机会指数”这一概念,来测量和比较同一高校在不同省份招生录取上的差异。入学机会指数的计算公式是:各省入学机会指数=招生比例/考生比例。  经过计算,北京市2007~2010四年的入学机会指数平均为15.97,排在第二位的天津市就落到了3.42。入学机会指数的广东省和河南省均为0.45,是北京的1/35。这意味一名北京考生和一名河南考生,即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,北京考生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35倍。  这几年北京生源减少导致招生计划数有所下降,但入学机会指数却从2007年的14.61升至2010年的18.81,表明每名北京考生考入清华的机会反而增加了。这种高校招生的“本地倾向”并不鲜见。北京大学2010年校本部与医学院3280个招生名额中,北京市的录取计划为635人,占19.36%。西安交大每年在陕西的招生数更占到招生总数的30%左右。 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反映出考生进入某大学机会的大小。指数大于1的省市,说明考生进入该高校的机会大于全国平均水平,可以被称为“超代表考区”,该区考生是高考机会的受益者;指数等于1的被称为“正常代表考区”;而指数小于1的省市则被称为 “欠代表考区”,这里的考生可以视为高考机会的受损者。  通过对清华大学2007~2010年招生数据的分析,我们发现:除北京外,成为“超代表考区”的还包括天津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福建、青海、宁夏、海南等九个考区。  属于“正常代表考区”的有山西、内蒙古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西藏、陕西、重庆八个考区。  属于“欠代表考区”的有河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、新疆十三个考区。 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和各省录取分数线结合起来分析:  分数线与机会指数都比较高的省份有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重庆、内蒙古、陕西;  分数线低而机会指数较高的省份有北京、青海、宁夏、西藏;  分数线高而机会指数低的省份有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浙江、广东、安徽;  分数线和机会指数均低的省份有新疆、贵州、甘肃、云南、江西、四川。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我国高校招生中的省际差异,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录取名额、机会指数及分数线上。这其中有历史因素,也受到地区经济、教育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影响。其实,教育公平存在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形式公平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实质公平两个方面。在当前发展程度下,一味采用全国统一分数线的方式追求形式公平,也许并不符合实际,促进区域间经济、教育的均衡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。  教育是国之大计,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流动、增进社会公平。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言:“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,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‘中国梦’,即只要是中国公民,只要努力向上,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,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,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,改变命运。”这也是我们这些清华新生进行这项研究的终愿望。  (作者均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本科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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